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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波: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【纪念】

小说月报2019-05-19 23:27:11

2018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先生逝世21周年。王小波的影响,不仅在于他是一位风格独异的作家,也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发现能力的优秀阅读者。如房伟《王小波传》中有一个章节便题为“王小波的阅读口味与同代作家迥然不同”,王小波本人也曾坦陈:“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。”而散落于王小波文章中的外国文学阅读书单和点评,或可窥见他的阅读口味与文学师承。


王小波(1952—1997)


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。我最终写出了这些,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,而是因为,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,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。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,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,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,什么是好。

——王小波(1952—1997)




我的师承



王小波



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。小时候,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:


我爱你,彼得兴建的大城, 

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, 

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, 

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……


他还告诉我说,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,是最好的文字。相比之下,另一位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就不够好:


我爱你彼得的营造 

我爱你庄严的外貌……


现在我明白,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,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,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,高下立判。那一年我十五岁,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。


到了将近四十岁时,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《情人》,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。道乾先生曾是诗人,后来做了翻译家,文字功夫炉火纯青。他一生坎坷,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。请听听《情人》开头的一段:


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,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,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,他主动介绍自己,他对我说:“我认识你,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,你还很年轻,人人都说你美,现在,我是特为来告诉你,对我来说,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,那时你是年轻女人,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,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


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。杜拉斯的文章好,但王先生译笔也好,无限沧桑尽在其中。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,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 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。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,可以很容易地学到。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,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。除了这两位先生,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,比方说,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:


朝雾初升,落叶飘零 

让我们把美酒满斟!


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,这就是诗啊。对于这些先生,我何止是尊敬他们——我爱他们。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,至今无人可比。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,也算不虚此生。


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,后来,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,都不能写作,只能当翻译家。就是这样,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。文字是用来读,用来听,不是用来看的——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。不懂这一点,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。思想、语言、文字,是一体的,假如念起来乱糟糟,意思也不会好——这是最简单的真理,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,我怎么会知道啊。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,以后重读时,惭愧得无地自容,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。孟子曾说,无耻之耻,无耻矣。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,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。对我来说,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。提醒现在的年轻人,记住他们的名字,读他们译的书,是我的责任。


现在的人会说,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。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这话也对,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: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,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。最让人痛心的是,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。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、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,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……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,晚年的余晖,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,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。可惜良铮先生、道乾先生都不在了……


回想我年轻时,偷偷地读到过傅雷、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,这些文字都是好的。但是最好的,还是诗人们的译笔;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。没有这种韵律,就不会有文学。最重要的是:在中国,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,剩下的事只是学习,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。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,也不必用艰涩、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。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,非我所能知道。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,又何止是不公道。


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,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。米兰·昆德拉说,小说应该像音乐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,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,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。我既不懂法文,也不懂意大利文,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。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。


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。我最终写出了这些,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,而是因为,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,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。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,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,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,什么是好。


王小波生前唯一留下的视频,1996年10月制作,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拍摄



王小波的外国文学书单


卡尔维诺《未来千年备忘录》

朋友寄来一本书,卡尔维诺的《未来千年备忘录》,我正在看着。这本书是他的讲演稿,还没来得及讲,稿也没写完,人就死了。这些讲演稿分别冠以如下题目:轻逸、迅速、易见、确切和繁复。还有一篇“连贯”,还没动笔写;所以我整天在捉摸他到底会写些什么,什么叫作“连贯”。卡尔维诺指出,在未来的一千年里,文学会继续繁荣,而这六项文学遗产也会被发扬光大。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,看了这本书,就更加喜欢他了。


《我们的祖先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

卡尔维诺的《我们的祖先》,看过的人都喜欢。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,我以为这本书是“轻逸”典范。中年以后,他开始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,这时期的作品我看过《看不见的城市》——这本书不见得人人都会喜欢。我也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的每一本书,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: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,难道这不好吗?


《德国诗选》

春天来了就好了。春天来了咱们一起去玩去。记得老歌德的五月之歌吗?爱情,爱情,灿烂如云……咱们约好了吧,春天一起去玩。我不太喜欢山,我喜欢广阔的田野、树林和河。咱们一定去吧。


我在《德国诗选》里又发现一首好诗:


他爱在黑暗中漫游,黝黑的树荫,

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。

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,渴慕光明!渴慕光明!

使他痛苦异常。

他不知道,在他头上,碧空晴朗,

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。


我特别喜欢这一首。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星光灿烂,就在我们中间。我尤其喜欢“银色的星光”。多么好,而且容易联想到你的名字。你的名字美极了。真的,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。


缪塞《提香的儿子》

我现在一想起有人写的爱情小说就觉得可怕极了。我决心不写爱情了。你看过缪塞的《提香的儿子》吗?提香的儿子给爱人画了一幅肖像,以后终身不作画了,他把画笔给了爱了。他做得对。噢,真的,我们为什么不早认识?那样我们到现在就已经爱了好多年。多么可惜啊!爱才没够呢。


狄更斯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

我现在正在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真是好书。我现在看得进这样的书了。他们对人们怀有多深的情感啊!现代作家对别人永远不及对自己八分之一的关心。我因为这个恨他们。他们写自己的满腹委屈,写自己的无所事事,这怎么可以呢?人不能不爱别人啊。


萧伯纳《巴巴拉少校》

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《巴巴拉少校》,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,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。这个年轻人在科学、文艺、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,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:会明辨是非。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,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,怎么你什么都不会,就会一个明辨是非?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,登时痛下决心,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,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,就能明辨是非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,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。


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,有一次,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,他写了《英国佬的另一个岛》,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:“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,那只猪,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,一只猪,……”不知为什么,我看了这段话,脸上也有点热辣辣。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,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。


君特·格拉斯《铁皮鼓》

君特·格拉斯在《铁皮鼓》里,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。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,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。在冥冥之中,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,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。这个故事太过神奇,但很有意思。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,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。


奥维德《变形记》

二十五年前,我到农村去插队时,带了几本书,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,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,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。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,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,它的样子越来越糟。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。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。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,吃不饱,水土不服,很多人得了病,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,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,《变形记》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。除此之外,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。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:傍晚时分,你坐在屋檐下,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,心里寂寞而凄凉,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当时我是个年轻人,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,衰老下去。在我看来,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。


乔叟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

乔叟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里,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位武士犯了重罪,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。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: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?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,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,到期再答不上来,就砍他的脑袋。于是,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。最后终于找到了,保住了自己的头;假如找不到,也就不成其为故事。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,一致认为正确,就是:“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。”要是在今天,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,但在中世纪,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。


《拉封丹寓言》

拉封丹寓言里,有一则《大山临盆》,内容如下:大山临盆,天为之崩,地为之裂,日月星辰,为之无光。房倒屋坍,烟尘滚滚,天下生灵,死伤无数……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。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,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。当然,我说的不止现在,而且有过去,还有未来。


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

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,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,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。他们是人中的强者。


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,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,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。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。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,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。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。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。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。


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,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。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,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。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,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。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,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,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。


《老人与海》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,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。我佩服老人的勇气,佩服他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,也佩服海明威。


阿斯塔菲耶夫《鱼王》

翻开阿斯塔菲耶夫的《鱼王》,就听到他沉重的叹息。北国的莽原简直是一个谜。黑色的森林直铺到更空旷的冻土荒原,这是一个谜。河流向北流去,不知所终,这是同一个谜。一个人向森林走去,不知道为什么,这也是同一个谜。河边上有一座巨石,水下的沉木千年不腐,这还是同一个谜。空旷、孤寂、白色的冰雪世界令人神往,这就是那个谜。


毛姆《月亮与六便士》

这样的谜不仅在北方存在,当年高更脱下文明的外衣,走进一张热带的风情画。热风、棕色的土著人、密集的草木也许更令人神往。生命是从湿热里造出来。也许留在南方更靠近生命的本原?高更也许走到了谜底?我们从他的画上看到星光涂蓝了的躯体,看到黑色诡异的火,看到热带人神秘的舞蹈,也许这就是他发出的信息?但是这信息对我们来说太隔膜了。


提到高更,我又想起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毛姆和阿斯塔菲耶夫一样,感觉到未知世界的魅力,而且发出了起跑线上的叹息。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悟性与勇气,像高更那样深入那个世界,但是毛姆毕竟指出了那条线,比阿斯塔菲耶夫又强了一些。


安徒生《光荣的荆棘路》

安徒生写过《光荣的荆棘路》,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,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。当然,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,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。用宁静的童心来看,这条路是这样的: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。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,在每个花蕊上,都落了一只蓝蜻蜓。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,但想要说服安徒生,就要用这样的语言。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:告诉他们,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。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: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。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,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。


马克·吐温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

近来买了本新出的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。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,现在这本是新译的——众所周知,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。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,篇首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,而老版本把它删了。通告里说: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、道德寓意等等,一律逮捕、流放,乃至枪毙。


杜拉斯《情人》

我喜欢过不少小说,比方说,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,还有些别的书。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《情人》相比。《1984》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,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,而《情人》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。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,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。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,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,使我完全满意了。就如达·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,别人不肯看,那是别人的错,不是达·芬奇的错;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,别人不肯看,那是别人的错,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。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,人若不肯看小说,那是人的错,不是小说的错。杜拉斯写过《华北情人》后说,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。这就是说,只有书写文本能使她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。这个结论使我满意,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,也不羡慕比尔·盖茨的紧身衣。


奥威尔《1984》

1980年,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,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。这本书和赫胥黎的《奇妙的新世界》、扎米亚京的《我们》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,但是对我来说,它已经不是乌托邦,而是历史了。不管怎么说,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。前者未曾发生,后者我们已经身历。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,后者则不断重演,万变不离其宗。乔治·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,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。他们推己及人,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。既然人同此心,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,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。因此应该有《寻找无双》,应该有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,还应该有《红拂夜奔》。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,是神似而不是形似。


图尼埃尔《少女与死》

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,而且极端精美,让读小说的人狂喜,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。在经典作家里,只有俄国的契诃夫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,但远不是通篇都让人敬畏。必须承认,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。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,叫做《少女与死》,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。


普希金《青铜骑士》查良铮译本

译《情人》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。虽然没有见过面,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。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,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,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,一生坎坷,晚年搞起了翻译。他的作品我只读过《情人》,但已使我终身受益。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(穆旦)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。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:文字是用来读的,不是用来看的。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,都是方块字,念起来就大不相同。诗不光是押韵,还有韵律;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,或低沉压抑,沉痛无比,或如黄钟大吕,回肠荡气—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。


昆德拉《被背叛的遗嘱》

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昆德拉的《被背叛的遗嘱》,这是本谈小说艺术的书。……昆德拉说: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。除了懂得开心,还要懂得更多,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。但若连开心都不懂,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。归根到底,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。


莫迪阿诺《暗店街》

我和莫迪阿诺的见解很不一样。他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,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;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,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,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,但我已经觉得很够了,恨不得忘掉一些,但如你所知,我和他在一点上是相同的,那就是认为,丧失记忆是个重大的题目,而记忆本身,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,是摆脱不了的。因为这个原故,我希望大家都读读《暗店街》,至于我的书,读不读由你。


茨威格《象棋的故事》

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,所以一直郁郁寡欢。象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,比方说,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《象棋》,可称是现代经典,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。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,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,而是被放在外面,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,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。


卡达耶夫《雾海孤帆》

第二天我完全叫《雾海孤帆》迷住了:敖德萨喧闹的街市!阳光!大海!工人的木棚!彼加和巴甫立克的友谊!我看完之后郑重地推荐给妖妖,她也很喜欢。后来她又买了一本《草原上的田庄》,我们也很喜欢:因为这里又可以遇见彼加和巴普立克,而且还那么神妙地写了威尼斯、那波里和瑞士。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比《雾海孤帆》差多了。


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

我一看书名: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。


我看了这本书,而且终生记住了前半部。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本最好的书,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。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纪念陀思妥耶夫司基。


我永远也忘不了叶菲莫夫的遭遇,它使我日夜不安。并且我灵魂里好象从此有了一个恶魔,它不停地对我说:人生不可空过,伙计!可是人生,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,简直让人发狂。还不如让我和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地过日子。


不过这也是后话,不是当时的事情。当时我最感动的是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的友谊真让我神醉魂消!



位于北京昌平佛山陵园的王小波之墓


房伟《王小波传》摘录


王小波的阅读口味与同代作家迥然不同


王小波特别讨厌教育的虚伪,说一套,做一套,假模假式,不是鼓励孩子们培养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,而是将愚昧的服从意识和僵化死板的知识灌输给他们。学校教育既然令人失望,王小波就另辟蹊径,寻找“野路子”——自学和广泛的阅读。他从小就是一个“杂家”。王家的藏书很多,但王方名却不让孩子们看,王小波喜欢偷偷溜到父亲的书房,和王小平一起分享读书的喜悦。在《我的精神家园》中,他曾描述过和哥哥一起“偷书读”,虽“挨揍而不悔”的乐趣:


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,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,在那个柜子里,有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,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,甚至还有《十日谈》。柜子是锁着的,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。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:你小,身体也单薄,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。但实际上,在揍我这个问题上,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,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,总给他这种机会。总而言之,偷出书来两人看,挨揍则是我一人挨,就这样看了一些书。虽然很吃亏,但我也不后悔。


放学之后,他也喜欢去西单的旧书摊“蹭书看”,七七八八地看了不少杂书。王小波读书非常快,记忆力超群。小学二三年级,就开始看《水浒传》、简本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世界童话故事》等。姐姐王征还记得,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王小波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,而当他读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就成了家里的“生活顾问”,上至天文地理,下至生活小知识,家里人都来问他。哥哥王小平则在回忆录中写到,有一次,他和王小波比谁看书快,结果,一直以捷才而自负的小平却败给了弟弟,小波一个小时最多能看一百三十页书。王小波也特别喜欢马克·吐温的小说。长大后,他保持了对幽默作家的喜爱,后来又喜欢上萧伯纳。他特别喜欢那种“佛头着粪”式的讽刺与狂欢。


正是这种“杂家”教育,培养了王小波的文学口味。在小波的姐夫姚锐戈先生的帮助下,笔者曾访问过王小波生前居住的一间宿舍。此宿舍在教育部院内,是宋华单位分配的,就在宋华居住的单元楼旁边。它是王小波生前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自从哥哥和姐姐出国后,他平时就在这间小屋里读书写作,以方便照顾年迈的母亲。在这间宿舍里,笔者看到了王小波的大量藏书。文学类的书籍主要有两大类:一类是西方文学名著,包括具有先锋性的西方当代小说;另一类就是中国传奇演义、民间故事。其实,还在孩童时代时,王小波就在逐渐培养这种阅读口味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。经典的西方文学,特别是西方的幽默文学,充满了童话趣味的、有想象力的作品,和充满了野性活力的民间故事,成为王小波反思现实社会,进而形成独立思考能力的阅读经验来源。他终生保持了对《十日谈》、《变形记》、《巨人传》等书的喜爱,经常在杂文和小说中提到。


王小波的阅读喜好,不仅疏离于当时的革命主流文艺,且和后来同辈作家的文学积淀,也有很大差别。王小波同辈的作家,阅读西方经典名著,大多偏重哲理性和历史厚重感,喜欢诸如杰克·伦敦、雨果、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。俄罗斯文学对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影响也非常显著,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屠格涅夫等的创作,曾深刻影响了梁晓声、张承志、张炜等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50年代作家。王小波接受的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有限,经常提到的仅有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。他喜欢的大多是属于西方经典文学的“支流”,甚至有“思想异端”的叛逆色彩的作家作品,从奥维德、拉伯雷、博马舍到近现代的萧伯纳、马克·吐温、杜拉斯、奥威尔、卡尔维诺、梅内耶克、伯尔甚至虐恋小说家萨德、波林·瑞芝等。1996年,他在和朋友张卫民喝酒聊天时,还言之凿凿地说: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只发对了两个人,一个是罗素,一个是伯尔。这种不同的文学思维谱系,不能说是最好的,但绝对是独特的。


邋遢的王小波颇有名士气


王小波在弄巴农场的邋遢,还真是不一般,颇有古代圣人颜回的风范,又似印度苦修教派的污衣教徒。小波的邋遢在二龙路中学就很有名,沈芬对王小波的印象是“总是一根裤腿长、一根裤腿短,走起路来吊着膀子、弓着腰,一晃一晃的”,“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,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,然后再穿成黑色的”。而在云南,王小波的衣服,常是一身干净的穿脏了,也不洗,就挂在屋外面,这样一件件积累下去,等没有新的了,再从挂在外面的脏衣服中找一身看着较干净的穿上。五六件衣服,总要穿上好几轮,直到它们全都变得面目全非。农场上下都对王小波的邋遢之风目瞪口呆,小波安之若素,依然穿着脏衣服看书、吃饭,不管别人的目光。后来,还是一个队上的大嫂段炳芹实在看不下去了,主动提出帮助野牛洗衣服。野牛的床也颇像“牛棚”,从不见收拾过,如果你胆敢把手伸到野牛的被褥,总能发现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这类小工具。野牛热爱修理事业,但小小的农场,实在没什么让他修的东西,而且野牛的手艺,的确不像他炫耀得那样精湛,常把好东西修坏,再修好,再拆卸,再弄坏,野牛就在这样的修理循环中得到乐趣,全不顾东西所有者“如丧考妣”的惨状,只为满足自己的修理癖,所以,野牛就常把工具放在被窝里。



李银河想促使王小波入党却未能如愿


即使那些热恋期间的通信,我们也能看到“文革”结束前后,李银河与王小波之间的某种差异性。这种差异性,是两人的生活背景、性格特征造成的,也来源于两人不同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准则。认识王小波的相当长一段时间,李银河还是一个标准的新时期主流知识分子。她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真诚地希望改造社会,相信政府和党的力量,对文学和艺术抱有热情,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。她的社会参与意识强,喜欢争个高低,也曾自嘲“虚荣心强”,有点偏执狂。结婚前,她曾想按主流知识分子的标准塑造王小波。比如,她讨厌王小波说粗话,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表现,两人因此曾闹翻过。王小波解释说:“我是经常说粗话的,因为我周围的工人们都说,而且我也是一个工人。我们说的有时不堪入耳,但是心里只把它当些有趣的话哈哈大笑一场。我多半是一个粗人……我有什么道理装模作样吗?”显然,王小波并不认为,工人就低人一等,也不认可知识分子对于语言的所谓文明规范。李银河也认为,王小波有的时候,有一些喜欢“封建社会的江湖气”。又比如,李银河希望王小波不仅要考大学,且要入党,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但显然王小波对政治不感兴趣,多次加以幽默的推诿。爱情是甜蜜的,有时会掩盖差异,但爱情也并不能完全遮蔽不同趣味,也不能掩饰恋爱过程中,因“地位”不同,内心的复杂微妙情绪。比如,王小波在1978年7月的两封信中,专门谈到了入党问题:


还有入党的问题,我恐怕入不了。要入就要做一些……事情。总之,在我们这个街道厂,党员不是五十几岁、解放脚的老大妈,就是咋咋呼呼的小女孩。我恐怕要做到哪一种都不容易,尤其改变性别恐怕根本办不到。这种说法虽近嬉皮,却千真万确。


还有你和我谈的对党的感情问题。你是个好女孩,可是你还不懂男人呢。我怎么能没感情呢,不过要我用这个感情跳出个忠字舞,就是杀了我也跳不出……我们都认为,什么感情要是可以随时表演给人看的必定是肉麻的。你要问我它是什么样儿的,我哪知道它是什么样的。你们一定知道,因为你们情感细腻啊。你要问我,我都不知从何说起,只好瞪大眼睛傻乎乎地说:“有哇,我担保,有。”


王小波生前未发表的小说遗稿中,有一篇《不成功的爱情》值得注意,从中也可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,王小波对待“爱情”的某些微妙情绪。该小说文笔较粗糙,应是王小波早期习作。而就该习作透露出的内容看,却颇值得玩味。小说有一个自传式主人公“我”,而内容就是“我”和女友发生矛盾、最后分手的故事。小说开头介绍了“我”:十年前在农村修理地球,后来在城里街道工厂工作。每天下班后,“我”即到环城林荫道去。女朋友在那儿等“我”一起散步、谈文学、谈艺术、背诗词。小说中主人公的女友常拿一些知识考他。女友也要求他背各种知识,以使他看上去像“上等人”。这成为他们分手的原因。小说中提到的名人有马奈、萨特、张抗抗、费雯丽、陈冲、张洁、刘晓庆等,可见该小说的创作时间和背景。女友以知识为高人一等的资本,而看不到知识本身的乐趣。小说讽刺性地写了乡下两个自称狐仙附体的妇女的斗法。最后写了两个梦,一个是“我”变成了一头牛,女友则成了赶车的人,牛一走慢了,她就用小木棍戳牛的阴囊;另一个是“我”去参观屠宰厂,流水线上的猪被杀的时候,都在大声喊“萨特!”:“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不足识别周围是否是猪圈时,也只能徒然增加临死时尖叫的内容。”小说结尾,“我”把这两个梦讲给了女友:“她的眼神很奇特,说不上是怜悯还是轻蔑,后来她就走了。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。唉,飞走了,我的小白鸽。”“我”对女友的爱、对分手的患得患失,以及对女友的不满,形成了微妙的情感矛盾。该作品和李银河有无联系,我们不得而知,但该小说至少隐秘地透露出那一时期王小波对待爱情的态度。


——以上摘自房伟《革命星空下的“坏孩子”——王小波传》,该书修订版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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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又一  白色巨人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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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二


作家现在时:畀愚


《小说月报》2018年第4期,2018年4月1日出刊,总第460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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