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洼县打印机价格交流组

一位学者眼中的素颜中国

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-06-16 14:48:22

微信ID:ibookreview

『每个早晨,与583000人一起阅读』


 “中国”是如何形成的?李零希望回归土地,寻找答案。他游历中国大地,详参地上遗址,考玩地下文物,苦读传世文献。从“茫茫禹迹”,追问大一统的形成;“周行天下”,寻访古今变迁;做“大地文章”,考察山川乡土;绘“思想地图”,剖析国民心灵。四卷本的论文合集,每一集论题相对集中,四本之间形似散漫,实则按照由中心到地方、由古及今的顺序,统摄于“我们的中国”这一主题之下,诚具规模。学者李零,是有野心的。
 
学者李零的这份“野心”是由他讨论的主题赋予的。
 
在6月18日一场座无虚席的新书座谈会上,李零开场第一句话便明确表示:“我这四本书的主题就是讲‘中国’。”任何一位敢以“中国”为思考对象的学者,都不能说没有野心。李零尝试以两次“大一统”和一个“文明的旋涡”来解释“中国”的形成,想要解决的是中国人的根本问题,涵盖并超越了民族、国家、文明等概念,在静态的地理基础和动态的历史变迁中定位中国的边界与内核,并探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 
在这种野心之下,李零还选择了一条“野路”。他无视现代人文学科的壁垒,漫游于历史、地理、考古、文学诸界之间,亲身实践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治学与思考方式。于是,他虽然放弃了以“纯史学”的方法来书写历史,却找到一条更接近于纯真历史的途径,力图穿透各代历史书写的伪装,重拾“我们的中国”。

那么,李零讲述中国的“野心”实现了吗?

仅凭《我们的中国》一书,很难得到答案。李零在四册书中收录了自己不同年份的论著、学术随笔和考察笔记,虽经过精心编排,并以四篇序言领起文章,有了一个大概的共同指向,但文章之间屡有论述和观点的交叉,仍属文集,而非专著,且对于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的而言,每一篇文章的可读性也不尽相同。

这样一套学科杂糅的文集,由背后一个统一的核心问题意识有效地凝聚起来:“咱们的中国,它是怎么造出来的,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。”

这个问题本身就蕴含了对“中国”的主体性和“中国人”所有权的认可。中国是自己的中国,是“我们的中国”。李零的新书四册,既是在回答,也是在论证。书中对历史叙述的质疑和辨析,对地理文化的观察和思考,其实都是在为我们寻找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信心和勇气:如果中国不是我们的,还会是谁的?


撰文:修佳明


打碎常识:为什么“历史”不可靠?

 

“历史,真是耐人寻味呀!”

 

李零在《茫茫禹迹》中发出的这句感叹别有深意。耐人寻味的并非仅仅是充满趣味和悖论的历史本身,更是后人对历史的书写和建造。李零直言:“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,由胜利者撰写。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豪华,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豪华。”历代修撰的官家史书和广为流传的历史常识,总是化过妆的历史面目,从来都不见素颜。

 

就拿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来说,李零就在书中为后人对他的诋毁鸣不平。说“因为秦朝短命,汉朝诋毁,他一直背黑锅。”

 

汉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锅甩给秦始皇?李零解释道:“当时,人心涣散,怎么收拾?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,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;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,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。”于是,秦始皇就变成了一只“出气筒”。


秦始皇肖像

 

秦始皇身上最大的“污点”,莫过于“焚书坑儒”,这是汉代人骂他的话,一直在正史中流传至今。即使是这种看上去不容诡辩的历史“定论”,背后也存在着曲解和误会,绝非历史记载中那样简单粗暴。让我们来看一看李零在书中对“焚书坑儒”的解说:

其实,“焚书”、“坑儒”是两码事。“焚书”指禁止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,这是针对“文学士”,事在秦始皇三十三年(前214年)。“坑儒”指活埋了460多个“诸生”,则是针对“方术士”,事在秦始皇三十五年(前212年)。“焚书”并不都是儒籍,还包括其他的诸子之书。“诸生”也不是儒生,反而是替他求仙访药的燕齐方士。这些方士,阿上所好,骗取了大笔经费,最后什么也没找到,无法结项。他们不但把钱卷走,溜之大吉,还骂领导专用狱吏,冷落文学博士,也不重用他们这些专家,什么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,根本不配给他寻仙访药。秦始皇派御史查办他们的贪污案,他们互相揭发,咬出460多人,真正活埋,其实是这批人。现在,大家很能联想,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,所以迫害知识分子,根本不对。

在国人从小的历史教育和阅读经验中,“焚书坑儒”向来是一个无理而恐怖的大屠杀,仿佛秦始皇一夜间魔鬼附体,杀光了所有无辜的读书人,又单把儒家经典全部烧毁,切断了华夏文明的命脉。尤其是“今文经学”和“古文经学”之争,更是把秦始皇对文化的恶行彰显无遗。可是随着李零回到历史现场,就会发现历史的叙述有时比“焚书坑儒”更加简单粗暴。为了一个人物形象或曰脸谱的鲜明统一,史家往往不惜忽略甚至扭曲历史细节,以适应后世的需要。


 

对历史的雕琢,不分年代远近。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,还有一个比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更深入人心的人造概念,就是“闭关锁国”。这个说法本服务于西方的视角。他们认为中国不够“开放”,耽误了他们来做买卖和传教,只好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,于是西风东渐,文明进门。李零认为:“西方人一直这么讲,不足怪也。奇怪的是,中国人自个儿也给自个儿扣屎盆子,说明清两代,咱们闭关锁国,自绝于世界之林。”

 

从古至今,中国都是个“开放的国家”,海陆两线交通,两千多年,不绝于旅,虽然偶尔有断绝关市往来,也有封禁的具体原因,如治走私、防海盗以及清朝对反清复明势力的提防等等,这与文化上的“固步自封”完全不相干。李零举美国的例子说:


中国是历史上最富强的国家。美国是当今最富强的国家。
 
当年,美国羽翼未丰,自求多福,曾实行孤立主义。近日,称雄天下,也唯恐他国抢了本国人的生意,夺了本国人的饭碗,因此限制移民,实行贸易保护,不是很正常吗?
 
历史上的中国有这等举措,何足深怪!
 
这种有限也有效的管控,恐怕不能叫“自我封闭”。
 
开放不等于开门揖盗。

 

“闭关锁国”

 

“闭关锁国”的描述,实在是为了描述近代中国大破大立的历史进程的方便。于是可知,越“通顺”、越“当然”的历史陈述,往往越不可靠。

 

无论是历朝历代修史的“胜者”,还是近世观察解构中国的“西方”,都没有权力和立场来书写“中国”。回归历史,必须打碎常识,洗掉“历史”的浓妆。

 

于是,李零把万卷书装在心中,挂上相机,背好行囊,踏上了中国的大地。他要用自己的脚步,随着大禹、周秦和孔子的足迹,用脚步丈量出“中国”的限界。

 

黄色旅游:为什么要“行万里路”?

 

在新书座谈会的现场,李零建议现在的年轻人在“绿色旅游”和“红色旅游”之外应该多尝试一些“黄色旅游”,也就是追思人文情怀的文化旅游,“要把读和行结合起来。”

 

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这句古话说起来容易,可真的像李零一样做到的人,恐怕极少。学者孙庆伟把李零上比司马迁,理由正是钦羡他对读书和行走的并重。

 

他戏言:“李零和司马迁一样,都是既有自费旅游,也会借着出公差的机会,去探寻古迹,寻找历史的轨迹。”

 

李零

 

对于李零而言,行走这一动作的真正意义,在于它能够在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线路中,串联起地理与考古的两翼。


我认为,研究地理,走路很重要。不仅对研究山水泽地重要,就是讲政区沿革,也一样重要。

走路不光看山水,看风景,更重要是看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中国山水,人文背景很深,研究地理,离不开考古。
 
考古是在地上地下做工作。考古和地理都是读地书。


地理思维对于观察历史的重要性何在?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认为,从效果上来看,结合地理对历史进行思考,会给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,对于解析历史事件的细节尤其有用。如李零对武王伐纣中战略位置的分析,因地理因素的介入而比一般的历史研究更为精巧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地理本身就“暗藏着重大的意义”。

 

“地理”二字最早见于《易经》,据唐晓峰介绍,这是一个极其根本的思想,以天地为阴阳,超越了思维的层面,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。“儒家地理,将自然的地理引入社会。‘五岳’成为人文世界的标志;道家的地理,把山川变成美丽的神仙的世界;对于兵家,地理就太重要了……”

 

将地理抽出的历史,是抽象、单薄甚至虚假的历史。通过行走,李零将地理元素还给历史现场。如他在对“玉门”的考察中,正因身临现场,才发现玉门周围沼泽和水塘的痕迹,说明这里是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。而在诸多美术学者的照片中,从来不会把玉门周边的水塘纳入景框,只呈现出表面极其干燥的极端景观,让未到此地的人很难认清玉门这一历史遗迹所处的真实环境。

 

玉门地区

 

作为“历史地理的天然盟友”,考古学与历史学也曾本为一家。据考古学者徐天进的回忆,考古和历史在1984年后才分开,可是“现在已经没什么来往了。”随着大学学科划分越来越细,像李零这样能够无视学科壁垒,“信手拈来”的学者,尤为可贵。然而考古对于李零而言,只是获得真相的一个工具。但在考古学者林梅村眼中,李零对待考古的方式,为考古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表率。“考古发掘不是简单地画一个平面图,那种工作,通过技校培训就可以做到。考古一定要有思想,没有李零这样对文化的理解为基础,考古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
 

他的思考和写作,并非由地理或考古所驱动,而是以问题和思考为导向。他更接近于老派的学者,不在乎什么学科,不在乎什么规范。或许正因如此,他才能够在这个时代,依然敢于把时间播撒在“行万里路”这种颇具象征意义与理想投射的举动之中。

 

李零不无骄傲地说:“孔子走过的地方,我都走了一遍。秦始皇走过的地方,能找到的我也都走到了。山川、大河都走到了。”

 

或许正因为他踩着秦始皇的足迹走了一圈,才让他更愿意回到历史的现场去重新体察秦始皇的功过;也正因为他拜访过孔子经过的每一个地方,才能够活灵活现地用下面这几句话,讲述孔子的周游:


中国第一个重要的旅行家,是孔子。他周游列国,是为了找工作。他因为晚年不得意,想投奔大国,要么是晋,要么是楚。他的第一站定在晋。但是他的学生子路说:我们不能跟“坏人”合作,所以他就转去了楚。他在楚国遇到了“叶公好龙”中的叶公。孔子派弟子去和叶公交谈,结果叶公是:孔子年龄太大了,不能录用。孔子当时已经63岁了,正好到了大学教授退休的年龄。但是孔子听到徒弟传话回来,还抱怨说:你应该跟他说,我还有很多余热!总之,孔子的这次自费旅游,是无功而返,而且其实只在山东、河南二省。


重温孔子、秦始皇周游列国的路线,李零绝不仅仅是想缅怀古人、考据路线。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:用双脚和文字重绘“我们的中国”。

 

 

《丧家狗》

李零 著

版本: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7年5月

 

重绘版图:为什么是“我们的中国”?

 

在《我们的中国》四册书中,李零对于“中国”的界定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总结:

 

2次“大一统”× 1个“文明漩涡” = “中国”

 

两次大一统,分别是“西周封建”和“秦并天下”。文明漩涡,是一个由边缘趋向中心的引力场。在李零看来,中国的版图是由两次大一统奠定的,而文明旋涡则是大一统的方式和动力。

 

李零在书中提到的“大一统”,有多层的含义,比如他说:

 

中国从秦代起,一直是“大一统”的帝国。“大”是国土大,疆域大,“一统”是制度统一、政令统一、文化统一。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量努力实现的统一。这种局面,时断时续,一直维持了2200年,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

 

这讲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成形的“局面”或状态,是“中国”得以成立的表征。而所谓“两次大一统”,讲的则是这种局面沉淀下来之前所经历的漫长动态过程中,出现的两个总结性节点。是“国”由城市变为国家,由小国变为大国,最终汇集于“中”而达到成熟的果实。

 

与历史上的所有存在一样,“中国”也不是从来就有的,而是一个从无到有,由小变大的过程。“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,不是怀胎十月,而是怀胎两千年。”正因为有这两次节点性事件的发生,中国的“大一统”才由两千年积累和发酵的混沌中走出,获得独立清晰的面目。“中国”也由此得以完成。


《我们的中国》

李零 著

版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6年6月

 

“中国”之名得自方位。这里的“中”并非表示一种静止的相对中心的位置,而是一种对于边缘的吸引力,象征着中国作为文明漩涡的动态意义。李零将这种文明的漩涡比喻成“引力波”、“太极图”,但根本上视为一种本能性的文化流动。

漩涡,周围的水会朝中央流。文明是一种吸引力。边缘取向中心,就想飞蛾喜欢扑灯,小虫喜欢钻洞。
 
文明以定居农业为中心。旁边转悠的,不是骑马的,就是驾船的。……贸易和劫掠,对他们来说,是正经营生。
 
中国的民族分布,特点是四裔趋中,所有人,脸都朝着中原,眼都盯着中原。
 
四裔之民,凡是前沿,即与中原接壤或邻近,可以“停泊靠岸”的地方,都是他们最发达的地区;后方,则是他们“打不赢就走”,退而自保,相对落后的地区。
 
中国既是万邦来朝的中心,也是众矢之的的靶心。


于是,中国真正诞生的标志,并不是征服天下、划定版图,而是引起天下人征服欲望的引力。正因如此,由周、秦主导的两次大一统,本质上是“周边”收到“中”的吸引而前来征服,最终与“中”融为一体,搅动文明漩涡的过程。“大一统”统一的不是疆域,而是世人聚焦的眼光。这种“中”的地位一旦形成,无论在这片大地上发生任何的分裂、割据与改朝换代,作为“天下之中”的“中国”始终岿然不动。

 

按照这个逻辑,在周、秦统一天下之前,“中国”必然已经存在,才有可能吸引他们展开征服。李零苦心钻研的《禹贡》正提供了一幅最早的“中国地图”,它将大禹治水足迹所至之地画为九州,成为“禹迹”,也就是当时理解的“天下”。九州配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,成为了李零口中“最早的中国梦”。

 

《禹贡》划定的九州呈螺旋排列:冀--------雍,大禹治水始于冀州龙门口,终于冀州龙门口,于是李零认定冀州为天下中心,代表中国。而在当时,夺取天下不必占领九州,只需要得到中国。拉平时间维度,从地理角度看,夏、商、周三代,其实是居于不同地带的三族,“周人在西,夏人在中,商人在东。商人从东往西夺天下,周人从西往东夺天下,都是以夏地即冀州为中心。他们的后代,甭管住在哪里,都说自己是住在‘禹迹’,为什么?就是因为他们相信,谁夺取了夏地,谁就得到了中国,谁得到了中国,谁就得到了天下。

 

 

周武王克商,是东征,先在陕西崛起,依托西北,发兵东南。李零说,“秦取天下,一步一个脚印踩着周的足迹。”同样是以陕西为基地,从西北向东南夺取天下。而“辛亥之后,山河破碎,中国的再统一,竟然还是从北方统一南方……”几千年来,大一统征服路径的“巧合”,强烈地彰显出地理脉络对于“中国”构建的根本作用。

 

实实在在的“中国”,到底还是要回到大地上寻找。李零探寻中国的根本,便也从“禹迹”走起。他认为这是“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”,从武王东征、孔子宦游到秦王汉武的巡狩和近代山河的重整,都逃不出禹迹的引力,围绕着“大一统”而展开。而正是在与“大一统”的对话和颉颃中,李零找到了“我们”。

 

为什么中国是“我们的”?

 

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行政区域内,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的遥远祖辈参与了“中国”形成的历史过程。中国是我们的,因为中国人在“大一统”这个“几千年搬不动的大石头”之下,获得了专属于中国传统的反抗精神。

 

行走,让李零理解了“大一统”;阅读,让李零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发现了一种挑战精神:

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,尽管屡战屡败,它却屡踣屡起。它敢挑战各种“天经地义”;挑战鬼神,挑战黄帝,挑战历法,挑战规则,百折而不挠。

 

这种挑战“大一统”的精神,唯有在“大一统”的中国才能发生,并形成如此厚重坚韧的强度。“周边”对“中心”吸引力的回应,是面向“中心”的挑战和征服。中国是“我们”的,因为只有我们懂得什么是吸引,又该如何反抗。


近代以来,不少人随着西方以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规约中国,李零说这是“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”。事实上,“单一民族国家不过是神话,除了蕞尔小国,到处都行不通。”


西方列强说,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,边疆也是现代概念,他们打我们之前,这两样,我们都没有,一切得推倒重来,这是强盗逻辑。近代,正是因为同他们打交道,我们才认识到主权独立、国家统一有多重要。
 
重整河山,并不是没有河山,而是因为山河破碎。

从孙中山到蒋介石,从蒋介石到毛泽东,所有中国革命都是回应西方挑战的结果。因此统统被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大帽子。
 
民族主义,在现代西方的语汇中可不少什么好词。
 
但没有这种回应,就没有现代中国。

 


 
李零,《我们的中国》活动现场

 

从李零的论述可见,从“禹迹”到“大一统”,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,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内核始终未变,这种精神深处的反抗力量,使得“中国”永远不会成为“他人的中国”。对“中国”的理解、评说,也非得由“我们”来实现。

 

“我们的中国”是一个有趣的题目。李零说,他起这个题目的用意,就是要突出中国的“主体性”:中国是在这片大地上实实在在自发形成的,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浮和积淀,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真实而合理的存在。

 

西方“解构中国”的妄想,若非不可能实现,也绝不是浮光掠影的若干理论言说能够做到。历史上的“外国”不止一次试图消灭中国,但真的想要让“中国”瓦解破碎,必须首先踏上中国的大地,深入中国人的灵魂。而在那里,你将看到一个不可分割的坚硬实体——可能是阴阳,可能是太极,更可能是让你沉溺于其中而被消化其中的文明漩涡。

 

李零的“中国”并没有写完。他还要继续走、继续写。在《我们的中国》中,他最大的成绩,是用他的地理和考古,行走与阅读,把“中国”作为一个问题完整而有效地提到了书面。用李零自己的话说,“这个问题,如果我们不去想,就不是问题,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其中。”而他去想了,他提了出来,他写了下来。


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,作者:修佳明(新京报记者);编辑:一一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


挺一下坚持原创的书评君


点击以下 关键词 查看精彩内容

封闭小区 | 民科 | 2016期待之书 | 2015遗珠之书 | 知更鸟 | 引力波 |《美人鱼》孔飞力 | 2015年度好书 | 奇葩翻译 | 剩女 | 丰子恺 | 偷书 | 在岛屿写作 | 同性恋群像 | 弟子规 | 康夏 | 权力的游戏 | 小王子 | 孤独图书馆 | 黄家驹 | 腋毛禁忌 | 二十四节气 | 伍迪·艾伦 | 夏日翻书 | 禁烟令 | 玛丽莲·梦露

动图

点击图片

购买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定制版《阿城文集》~

或者点击“阅读原文”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~


- E N D -


Copyright © 大洼县打印机价格交流组@2017